美城
囧闻第237期：
小编居住的小区有东、西两个大门，西面的门是居民和车辆出入的主要通道，有保安24小时看守，而东面的小门则无人看守，仅供行人通过，且在晚上七点之后就会上锁。而偏偏东门离公交地铁车站更近，是居民出入的必经之路，所以，一旦此门不通，大家便需要在外面马路上额外绕行十分钟，殊为不便。于是，小编本人每每在加班过久误了关门的点后，就会萌生出恨不得翻墙而入的念头。只不过，考虑到自己与生俱来的糟糕的运动神经，这个念头也就只能是一闪而过……
虽说上海这座城市号称不夜城，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在晚上活动，总是仍然没有白天那么方便，比如和白天琳琅满目的外卖食品不同，到了晚上肚子饿了，就往往只能吃路边黑暗料理，或者便利店里提供的又贵又难吃的便当。偏偏由于行业特殊，上夜班对于小编来说是家常便饭，于是便也只能接受无奈的事实。好在，小编已经生活在了对“夜行人士”最宽容也最能提供便利的时代和地方：明亮的路灯、24小时便利店和整夜可以扬招的出租车解决了夜间生活的各种难题。更有专门为了服务“夜生活”人群而开设的马路夜市，往往深夜才开幕，天亮再收摊，令城管也对此无奈。
相比而言，在乡间走夜路便是更有挑战性的举动了。即使过去打着灯笼，现在打着手电筒，然后看着在城市里看不到的满天繁星当路标，人还是很容易迷失，很可能自己觉得明明是在朝前走，结果却又莫名其妙回到了原地，此所谓“鬼打墙”对此现象的解释是，人的左右脚步幅长度不一，在天亮有参照物时可以随时微调弥补这一差距而感觉不出，但是在缺少参照的环境下，人便可能无法走出直线，而是一直在原地绕圈。
而在古代，在夜里行走不仅会陷入“鬼打墙”的困境，还可能触犯刑律，招来皮肉之苦或者牢狱之灾。因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农业时代，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铁律，而天色全黑之后，如果给不出合理解释而在街上继续晃荡，那么就会自然而然被怀疑成是“非奸即盗”，一旦被巡夜的更夫拿住，被押到官衙去挨一顿板子总是免不了的。《笑林广记》上就有个笑话说，清朝乾隆年间的某天下午，有个人在苏州街头以极慢的步伐晃悠悠地踱着步子，结果就被两个衙役拿住了。这人不解：问：我犯了什么罪：对曰：犯夜！此人更不解，追问：太阳还没落山，缘何能犯夜禁？答曰：就你这样子，走到家之前天早就黑了！
事实上，不光晚上走路可能会挨板子，而且古时的居民小区也和今日一样，四面有围墙，进出的大门天一黑就要锁上。这种结构的城市布局被叫作“里坊制”，唐朝的长安城就是其典型案例。按文献记载，唐朝长安城里共有108坊，每个坊都有围墙，四面有门，日出时开启，日落时关门。而在街面上开店也是不被允许的，所有的重要商业活动都只能在城中的“东市”和“西市”这两座“超级购物中心”里举行。此后，到了宋朝，城市的里坊制开始解体，被新兴的城厢制代替，而商业也从封闭的市场里转移到了街面上，长安城里宽阔而空旷的大街不见了，代之以清明上河图中熙熙攘攘的街市，夜禁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了下来，这一切都是和商业加速发展的需求有关。
只不过，千年风水轮流转，如今天朝大城市的格局又逐渐回归到了唐朝时的风格。新建的居民小区装上铁门，围上了围墙，而零售业活动也又从街面上撤退到了集中的建筑物里，这种建筑物英文叫作Mall，里面从吃到穿各种店铺设施一应俱全，吸金效率远远超过了普通的街边商场，却正和当天集聚了四方珍宝的长安东西二市有一拼。
在极端状况下，上述的城市格局会让马路成为纯粹的交通走廊，其作为城市公共社交空间的意义也因此荡然无存。小编大约十年前一度寓居在北京中关村一带时便对此种城市布局有过切身感受：这一切的一切都相当不够人性化，基本上来说，城市就不是为行人设计的。比如，马路太宽，动辄八车道十车道，过街时需要一路小跑，才能赶在红灯亮起时到达对面，如果换成个腿脚不太好的老太太，这街简直就是没法过。而在过了路口之后，要走到下一个路口需要再花上10-15分钟时间，期间道路两旁没有商场、便利店和公厕，更不要说歇脚的凳子。在三九寒冬和三伏炎夏走在这样的路上，就只能用受罪了形容了……
如此缺少人性化的城市，其实是历史后遗症。如果说，宋朝推倒坊墙，把民宅和商铺的大门直接开到街道上，代表着商业的胜利。那么，封闭式居住小区的重现，就代表着反商业思潮的重现，而这正是那个火红而狂热的年代的标志。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办社会”成为时尚，各家“单位”画地为牢，为自己的职工建设宿舍，形成了“单位大院”这种独特的对内开放而对外封闭的居住单元。工人们白天在一个车间上班，下班后继续住在同一个大院里，每时每刻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种形式的单位大院和工人新村，一度成为了那个时代许多城市布局的标配，在东北各大城市，和北京的三环路一带尤为普遍。而在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却因为中央当年没有拨付足够的城建资金，旧区改造步伐缓慢而没有形成过于典型的单位大院文化，反而保留了原先的街坊社会。这之中的不同意义，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凸显了出来：在国企改革的下岗潮中，单位大院里往往是会形成一栋楼、一个小区乃至一整片街区的居民全都变成下岗工人的惨状，下了岗的左邻右舍聚在一起，继续大眼瞪小眼唉声叹气，彼此间的“负能量”也就进一步加深。而相反，在依旧是各方混居的南方城市，下岗工人的隔壁或许就住着下海经商发了财的邻居，这样的激励效果，便大不相同。
只不过，那种宽马路、大街区、住宅区对外封闭或者半封闭的这种沿袭自单位大院时代的城市规模模式，却很不幸地在商品房时代被继承了下来，并进一步登峰造极。比如，上海近郊闵行区和松江区交界处，有一个著名的巨无霸居民小区叫作“上海康城”，总占地面积达整整一个平方公里，从小区最深处步行到大门需要10-15分钟时间，甚至需要搭乘短驳车代步。这样的社区结构足够“人性化”吗？大家自然会给出否定的答案。
运行效率足够高的城市，往往有着密集而丰富的毛细血管网。路可以不宽，但是要有足够的密度来覆盖到城区的每个角落。而这正是香港、伦敦、纽约等世界名城，和上海浦西旧城的城市特征。这样的布局保证了一条路堵上了，旁边总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通行，而不致于所有车辆都挤在八车道的“露天停车场”上。同时，增加了的道路面积也提供了沿街商业空间，使得马路不再是个冷漠的地方。而这也或许才是住房建设部下了新通知，要求不再建造像“康城”这样的踢巨型封闭式街区，并力争打开小区的围墙，“还路于城”的初衷。
只不过，国人潜意识里还是希望能多一道土围子来保护自己的物业财产安全，因此，拆小区围墙的动议发出数天后，是褒少贬多。因为对于物业管理的效率，大家或多或少仍是不放心。而一定程度上，小区物业管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城市文明的缩影。这个问题，我们下期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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