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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关税取消是一个民粹主义问题。而一个多世纪以后，民调彻底逆转。在1913年美国政府引进财产税之前，关税是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1913年，美国第16次宪法修正案赋于联邦政府以所得税征收权，美国税制开始向以所得税为主体过渡。当时支持者辩称，对富人征收收入税会让政府得以废除关税，从而将课税负担从工人阶级身上——通过进口产品的高价格支付关税——转移到富人身上。
20世纪的民粹运动要求废除关税，而今天的民粹运动则希望恢复关税。但是，特朗普并非讨论用关税取代收入税，他只是希望在现有的税收结构上增加关税比重。主流经济学家辩解称：这只会让美国的经济问题更加复杂，并使美国经济竞争力大大减弱。特朗普要求征收关税的做法不会让美国失去的工作回来，它只会增加美国经济的税收负担，这样甚至会摧毁更多的工作。如果我们要取消100年前的协议，我们也需要取消收入税。
但彼得-席夫在文章中写道，“如果用关税来取代收入税，我会辩解：‘关税的负担更小，关税是一种更简单的税收形式，不需要大量的会计、律师、纳税申报员。如果我们要撤销收入税，我们也应该撤销其它大部分联邦税——尤其是工资税和房地产税。’但是，这些我们都没有讨论。”
彼得-席夫表示，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不是因为糟糕的交易，而是糟糕的法律。简言之，美国对企业主及他们的雇员所征收的税收量及管制已经让美国公司不可能与国外的对手竞争。他指出：“低收入并不是成功的贸易平衡的唯一方式。美国在19世纪、20世纪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出口国，当时美元强势、我们的工资收入达到顶峰、我们的工人享受着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
彼得-席夫继续写道，“强大的经济体通过质量、创新、效率和灵活竞争。这些能力被政府政策扼杀，这些政策与贸易协定无关，与国内政策息息相关。我们需要废除这些法律。贸易赤字并不是问题，他们只是问题的结果。问题在于主要由收入税资助的庞大的政府，这使美国变得没有竞争力。”
但是，仅仅靠关税不可能带来由直接税所产生的所有税收。要靠消费税生存，美国需要让联邦政府大幅“瘦身”。美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患了“肥胖症”，庞大的政府机构及其开支让美国经济稍一“运动”就气喘吁吁。
然而，彼得-席夫写道，“特朗普并没有誓言要让政府‘瘦身’。相反，他要让政府变得更大。他没有说要削减政府的总体开支，包括像社会保险这样的‘特权’——特朗普发誓不会触碰。”
彼得-席夫指出，“要让美国再次变得强大，我们需要重新创造从一开始就让美国变得强大的自由市场环境。”
他继续写道，“与特朗普的政治言论相反，我们的贸易伙伴并没有占我们的便宜，我们在占他们便宜。他们给了我们产品，我们给他们的只有我们的债务。他们用自己的稀缺资源（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制造商品让我们享用，而我们只是凭空“变出”不值钱的美元。但是，多年的过度管制和征税导致贸易赤字的累积，使美国从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变为债务国。我们曾经由强大的储蓄支持的高薪工业经济已被掏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疲弱、举债融资的低薪服务业经济。”
彼得-席夫表示，“如果关税可以取代我们的个人和公司税、工资及房地产税，那么，美国将变得更有竞争力。然而，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而对改善企业效率环境什么也不做——只是意味着美国消费者的价格将会大幅提升。”
关税或销售税会提高消费者所需商品的成本，这一点似乎特朗普忽略了。如果特朗普意识到这一点，他或许会给出相反的论点：如果我们能将关税和收入税减免结合起来，美国人也会有更高的收入来支付更高的价格。但是即使收入上涨，更高的价格无疑会导致消费降低、人们会更多地进行储蓄，尤其是如果我们允许汇率由自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美联储。如果我们希望资本能重建我们的工业，更多的储蓄及更少的支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只靠保护性关税并不会起作用，尤其是当我们没有多少工业可以保护的时候。
彼得-席夫最后指出，“我们真正应该批评的是那些允许美国继续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走下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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