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改善经济任重道远，继任者面临四大结构性挑战

汇通财经APP讯——

在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大选辩论吸引公众注意力之时，《经济学人》杂志10月8日刊登了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署名文章，文章探讨了美国经济政策未竟之业的四个关键问题，奥巴马的继任者必须鼓起勇气来处理这些棘手问题。


这些天来无论我去到国内外任何一地，人们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美国政治体制中正发生什么？美国——这一可能相比其他任何国家，从移民、贸易和技术创新中所获好处都要多的国度——是如何突然发展出一连串反移民、反创新的保护主义的？为何一些极左人士，以及更多的极右分子皈依了民粹主义？

的确，对全球化、移民、技术甚至是变化本身一定程度的焦虑在美国甚嚣尘上；这并非新生事物，且这种状况不是美国独有，全世界都对国际机构、贸易协定和移民产生质疑。英国的脱欧和全球兴起的民粹主义党派就是很好的例证。

民众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恐惧驱动的，且恐惧根本上无关经济。今天一些美国人展现出的反移民、反穆斯林和反难民情绪和过去的本土主义并无不同。美国之前克服了那些恐惧，并将再次克服他们。

但不可否认，还有一些不满扎根于对长期经济力量的正当担忧。数十年来生产力增长的下滑以及不平等的上升已经导致了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速更加缓慢。全球化和自动化已经削弱了工人的地位以及他们保有体面工资的能力。太多潜在和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在金融领域追名逐利，而不是将他们的才干应用在实体经济创新上。此外，2008年的金融危机似乎不过是加深了精英和平民之间的隔阂。

所以难怪有那么多人觉得游戏被操纵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应当牢记资本主义依旧是目前所知的驱动繁荣和机遇的最伟大因素。

过去25年来，生活在极端贫困的人口比例已经从接近40%下降至10%以下。去年，美国家庭的收入增速创有记录以来最高，且贫困率的下降速度也是上世纪60年代最快的。同时，经济周期内扣除物价因素的工资增速创1970年代以来最快。没有全球化和技术改造，这些增长不可能成为现实。

这是定义当今世界的悖论。世界较之前更为繁荣，但不确定性和不安也充斥着我们的社会。因而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是退回到旧的、封闭的经济中，还是勇往直前，在承认伴随全球化而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致力于让全球经济造福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精英们。

利润动机可以成为推动公共利益的一股强大力量，驱使企业创造消费者喜爱的产品或激励银行将资金借给增长中的企业。但利润动机本身不会引发广泛的共同繁荣和增长。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让市场放任自流将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比如巨头垄断和寻租行径等。

更为根本的是，由少数人塑造的资本主义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威胁。当我们缩小贫富差距，且经济增长基础更为广泛时，经济才会更加成功。一个1%人口控制多数财富的世界永远不会稳定。贫富差距并非新生事物，但正如贫民窟的孩子可以看到附近的摩天大厦一样，技术使得任何一个拥有智能手机的穷人可以见到富人是怎样生活的。(改善生活的)期望上升的速度快于政府解决问题的速度，普遍的不公正感破坏了人们对体系的信任。而没有信任，资本主义和市场将不能继续传递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所传递的增长。

尽管我对过去8年间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我深知改善经济任重道远，需要每一届美国总统尽心尽力带领美国不断向前。进一步取得进展需要认识到美国的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不能采取激进手段推进改革，需要慎重对待。

完全恢复民众对美国经济的信心需要解决四个主要的结构性挑战：提振生产力增长，抗击不平等，确保每一位想要得到工作的人都能得到一份工作，构建一个有韧性的经济，为未来增长做好准备。

第一，近年来我们见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进步。尽管这些创新改变了生活，但他们并未持续提振生产力增长。过去十年中，美国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是七国集团中最快的，但所有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长已经放缓。没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无法产生人们想要的工资增速，无论我们如何分配蛋糕。

近期生产力放缓主要原因是公共和私人投资短缺，投资短缺部分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但自我约束也是导致投资短缺的原因，比如不断膨胀的赤字以及党派之争使桥梁和机场的升级毫无起色。我们可以通过企业税改革和增加在基础研发上的公共支出帮助私人投资和创新。聚焦教育的政策对提高经济增速并确保经济增长被多数人共享相当关键。这些政策包含的范围从幼儿教育，高校教育到技能培训等。

提高生产力和工资也要依靠振兴贸易。虽然外国竞争损害了一些行业的利益，但贸易对美国的好处远大于其坏处。出口帮助美国经济摆脱了衰退。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表明，相比没有出口业务的企业，美国出口企业支付的工资最多要高出18%。所以我将继续推动国会通过《跨太平洋贸易协定》，并和欧盟达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这些协定以及增强的贸易执法将建议一个更为公平的贸易环境。

第二，除了生产力放缓，多数发达经济体中的不平等现象也在加剧，美国的状况尤为显著。需要明确，美国并不嫉妒取得成功的人，但问题在于不平等使得社会的流动性受阻，穷人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改善处境。经济学家们例举了导致不平等上升了诸多因素，但我相信文化和价值观上改变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缩小贫富差距将让经济更为成功，增长基础更为广泛。这并非只是处于道德考虑。研究表明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脆弱性以及经济衰退的频率成反比。

未来，我们需要颁布更多措施来逆转这一趋势。工会在其中需要扮演关键角色，他们可以帮助工人获得更高工资，但他们必须足够灵活来适应全球竞争。我们还可以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扩大对没有可依靠孩子的工人的低收入劳力所得补助，限制高收入家庭的赋税减免，防止家境贫困学生上不起学，并确保男女同工同酬等。

第三，成功的经济还有赖于为每一个想要一份工作的美国人提供有意义的机遇。然而，现实是美国青壮年的劳动参与率长期下滑。非自愿失业损害了生活满意度，自尊，身体健康。药物滥用以及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这一群体的劳动参与率下滑幅度最大)中药物过量死亡和自杀数量的上升也与此相关。

我们有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包括为无法获得一份和之前工作工资一样多的工人提供工资保险，让更多人进入高质量的社区学院，接受有保障的就业培训。此外，改革司法系统并让犯人出狱后重新工作也对提高劳动参与率有所裨益。

第四，金融危机凸显了我们需要一个更具弹性的美国经济。在有能够防止系统性崩溃并确保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我们不应再对自由市场有任何疑问。虽然金融危机后对华尔街的加强监管遏制了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问题，但是影子银行仍然存在弱点，而住房金融体系仍需改革。

美国还应当在危机发生前做好准备，在低利率环境中，不能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而需要让财政刺激政策起更重要的作用。在经济繁荣时期维持财政纪律以在需要之时扩大对经济的支撑并遵循我们对美国公民的长期义务非常关键。通过平价医疗法案抑制福利支出的增长可以在不牺牲投资情况下解决长期的财政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