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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便是戴蒙所指出的这“一系列问题”
1、美国经济持续失速
美国经济在过去10年、甚至20年馆的平均增速，创下来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之前，从1948年至2000年，美国GDP年均增速为2.3%，但在之后的16年里，年均GDP增速却只有可怜的1%。如果美国经济能在此期间维持之前2.3%的增速的话，那么实际GDP将比现在高出24%，分摊到人均是1.25万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本来每个月都可以比现在多赚1000美元才对。
而在经济失速之余，2015年时美国考虑了通胀因素之后的实际中位家庭收入，竟比1999年时还低了2.5%。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家庭”数量在全社会的比重也在下滑。在1971年时，61%的美国家庭都符合可被划入中产阶级的标准，而今这个比率却下降到了50%。
如此状况表明，美国中低收入普通家庭的境遇，事实上比整体社会经济更加惨淡。比如，有薪酬收入的家庭中最底层20%的实际所得在1999年至2015年间下降了8%。1984年时，60%的家庭可以买得起自己的住房，而这个比例在2009年时就降至了50%。
与此同时，在1980年至2013年间，拥有高中以上学历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30%升高到50%，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之间的差距却进一步拉大，这可能是“现代化”的必然代价，但对于社会中下层显然很不利。
而这也导致了社会阶层固化的加深。自1980年代初以来，蓝领劳工晋升至中产阶级管理层的几率也已经下降了20%。
2、经济失速不是天灾是人祸！
戴蒙表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增速下滑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所无法避免的状况，也就是所谓的“新常态”，但他本人却强烈反对这一观点。
事实上，美国经济失速更多是受到了非经济的外部负面因素冲击，而不是经济本身的内在规律所致。具体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下面这些：
※过去16年间，美国政府把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财富扔到了中东战场上去化作了一缕缕硝烟，但无论是当地的局势还是全球反恐态势都没有任何显著改观。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美国国内经济本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美国政府在2010年接管了学生贷款业务，结果导致学费贷款在得到了政府背书的状况下持续飙升，从2000亿美元增加到9000亿美元，并引发了大面积的学贷违约，而背负学贷的群体也对他们自身的负债状况感到不安和愤怒，尤其是因为高额的学债还影响了他们获得贷款购房置产的能力。
※美国人均医疗费用差不多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人均寿命却处于垫底位置。
※有多达40%获得理工科学位的大学毕业生都是没有国籍或绿卡的外国人。这意味着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几乎是在为他国做嫁衣裳。
※过于严苛的刑事法律让多达2000万的美国人都身背犯罪记录，令这些群体无法找到合意的工作，可能被迫再度犯罪。而美国民众有犯罪纪录的比率甚至是邻国加拿大有6倍，这显然不合理。
※由于美国政府改革信贷市场不力，因此市场容量也受到限制。假使抵押贷款市场的健康程度能得到提升，那么美国经济领域将多出至少1万亿美元的可用资金，能够对建设、投资和就业领域起到全面拉动，并从而拉起美国经济增速。
上述这些非经济干扰因素都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健康增速。但问题还不仅限于此。
3、就业参与率过低
自2008年以来，美国劳动参与率水平已经从66%下降到了63%。部分原因在于自然因素，比如人口的老龄化。但让人不安的却是，25-54岁的男性青壮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出现了下滑，这才是更大的问题。下图可见，1968年时，96%的青壮年男性人口都在职或有有求职意愿，这个比例现在却降到了88%，比其他发达经济体都要低。
如果美国青壮年男性的就业参与率能够提升5个百分点，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93%，那么就有多达1000万人会加入劳动者大军。而如前文所述，过多青壮年男性人口或是在监狱服刑，或是因为健康状况不佳及身体残障的状况无法工作，都拉低了总体劳动参与率。
4、基础教育仍是软肋
虽然美国有着全球一流的高等教育资源，但其基础教育水平则不敢恭维，许多高中和职业技术学校都无法提供必要的教育培训来让学生通过毕业会考并获得赖以谋生的一技之长。许多学校的状况基本就是在误人子弟，在大城市内城的少数族裔聚居区，仅有不到六成的学生能够获得高中文凭，而即使能够毕业，也难以在就业市场立足。面对此状况，所谓“美国梦”就成了一句空话，而其代价则需要整个社会来买单。麦肯锡公司斥调查数据显示，光是因为低收入社区公立学校“放羊”的状况，就足以给美国经济造成每年上万亿美元的损失。
5、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
在1960年代之初，美国曾被认为拥有全球最好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港口、供水系统、电网、机场、隧道等等。但如今，美国的基础设施则已严重老化和滞后，其总体健康程度仅为D+。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过去20年间，美国竟没有新建一座主要机场，与之对比的状况是，光在此前10年间，中国就已经修建了75座新机场。
6、税率高企，迫使资本和智力资源外流
目前美国的公司税税率已是发达经济体中最高，过去十年间，许多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减税行动，但美国却没有跟进，这对经济竞争力显然是一大损害。因此，美国企业就更乐意在海外投资，以享受低税率带来的更高回报。同时，海外企业也乐意收购美国企业。于是，大量人力资源，以及工厂、设施以及研发和并购活动都在，美国以外离岸进行，而美国企业为了避税还更把多达2万亿美元的现金也配置在了海外市场。只有彻底下调公司税税率才能避免如此状况。
7、过度监管窒息经济增长和创业活动
大家都同意，健康的经济应该有适当的监管体系配合，好的监管能对经济起到事半功倍的提振作用。但大家也更有体会的是，繁文缛节的低效监管法规，对于经济的破坏力简直是灾难性的。
不完全的统计显示，美国每年花费的监管成本就高达2万亿美元，每户家庭承担1.5万美元，即使实际数字或许没有那么高，但也已经够能反应问题了。而繁琐监管的“迫害”，正是创业活动被窒息的主因。1980年，美国新注册的公司数量有45万家，到了2013年却只剩下40万家，尽管在此期间人口增长了40%。之前，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创业活动水平更是降至谷底，尽管创业活动在最近几年有所恢复，却始终无法重回2007年之前的水平。
8、经济停滞和机会缺失，已令美国民众无比愤怒
综上所述，美国人民有许多理由对当前的状况感到愤怒，包括就业环境不佳，个人机遇受限、弱势群体被忽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高昂的医疗费用，劣质的公立教育，以及无处不在的社会不公。所以，民众把怨气加在那些代表了社会“主流”的企业、学校和政府领导人身上，也是不在话下，因为他们确实做得不够格。同时，部分民众也开始对全球化、贸易自由和自由企业制度产生质疑，虽然理由不甚充分，但心情却可以理解。
戴蒙指出，上述所有问题都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并不能全怪罪于驴象两党中任意一方，而是需要大家摒弃偏见来合理寻解解决出路，而解决方案也不是简单粗暴的非此即彼，更无关党派纷争，所需要的是大家尊重事实，认真分析，倾听意见，并付诸实践，同时也要借鉴全球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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